刀光下的温情日记　　□柳　函　朱晓敏采访时间：２００６年６月９日采访地点：市中心医院采访对象：孟琳，３１岁，襄阳区张家集镇张嘴小学教师　　采访背景：　　５月３０日，市中心医院成功开展了襄樊首例肝移植手术。肝腹水已至晚期的汪茹，在手术刀下重生。为了纪念这段意义非凡的经历，他的妻子孟琳写下了近万字的“战地日记”。　　孟琳拿着厚厚的日记找到我，希望为他们谱写一首“凡人歌”，在他们的生命里永久传唱。　　高高大大的孟琳心直口快，声音洪亮，时不时露点孩子气。但是，从丈夫汪茹病倒那天起，这个阳光女孩的世界里，已不见阳光。　　孟琳说，在给汪茹术前签字时，她一点都不害怕。但是，在另一个没有刀光的战场上，她被恐惧攫住了。这个战场在她心里。而“敌人”，就是对未来的忧患。它无影无形，却一点一点地蚕食她的意志。那种感觉就像长期服用一种慢性毒药，每一天都可能是生离死别，每一天都可能到达她承受的极限。　　漫漫长路上，不得不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孟琳所渴望的安全感，到哪里着陆？　　◎３月２８日：茹全身僵硬，下嘴唇不停地碰上嘴唇，发出“叭、叭”的声音。昨晚，我发现茹的举动很反常。一会儿上床，一会儿下床，一会儿掀被子，一会儿盖被子，一会儿开灯、开电视，一会儿又关灯、开电视。嘴里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起先并没在意，以为他心烦，便由着他。１０点左右，我迷迷糊糊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茹全身僵硬，下嘴唇不停地碰上嘴唇，发出“叭、叭”的声音。嘴唇已经发肿，并有少许血丝渗出。我吓坏了，赶紧通知茹的家人找车。时间已远，学校又偏僻，很多车都不愿来。在等车的这段时间里，茹一直保持原来的姿势，做相同的动作，喂水不喝，叫他不应。只是当我走近时，他会一把抓住我的衣服，死活不松手。次日凌晨２点左右，车到了。茹碰到什么都抓住不放，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上车。３：３０，我们到了市中心医院。上尿管、灌肠通便、打针用药，好一阵忙乎。由于茹不清醒，不配合打针，医生只好用缚带把他的手脚绑在床上。看着他痴痴呆呆的样子，一家人都哭了。早上７点左右，茹安静了一些。家人们上班的上班，休息的休息，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泪眼相望。社会医疗保险还没办，团体商业保险又停了，连入院的１１００元都是亲戚代交的。往后可怎么办哪？我又累又饿，强打精神到食堂买了一碗稀饭、两个馒头和几根咸菜。我低头吃着，眼泪一颗一颗掉进了稀饭里。茹被诊断为肝性昏迷。医生说，茹的血氨太高而钠、钾偏低，是肝损综合症。　　◎４月１２日：茹静静地望着提问者，然后把题目重复一遍，最后在众人的期待中说出一个错误答案。茹昏迷了十多天。刚开始不说话，后来能说话了，但答非所问。医生和护士经常问他一些简单的加减计算题，茹静静地望着提问者，然后把题目重复一遍，最后在众人的期待中说出一个错误答案。茹大小便时不知道叫人，床单衣服换都换不及。我前脚刚收拾干净，他后脚又尿了，一边尿一边望着你，真叫人啼笑皆非。再往后，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糊涂时也不管正打着吊瓶，下了床就绕着床来回走，或者在走廊上瞎逛，要不就使劲地敲开水间的门，隔着玻璃往里望。这时候的茹就像个顽劣的孩子，让人无可奈何。孩子太调皮了，可以在他屁股上拍两巴掌，但你能打一个病人吗？每逢这种情况，我就举着吊瓶不停地转圈、换手，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有一次我去交费，回来后病友告诉我一件事。茹去上厕所，在便池前站了一会就出来了，还到水池那儿洗了手。回病房的路上，他先用手提着裤子，走着走着裤子也不提了，任凭裤子往下掉，就这样拖着裤子高一脚低一脚地进了病房。病友对他说他的裤子掉了，他说好，抬腿就往床上爬。脚被裤子绊住了，他连裤带鞋甩出老远。　　◎４月１６日：无论我如何打击他，茹总是咬紧牙关，忍着痛苦，坚持治疗。　　我开始了漫长的陪护工作。茹行为不便，从刷牙、洗脸、喝水、服药到大小便、热敷四肢等，全由我包揽。晚上，四把椅子一并，就是我的硬板床。　　我吃不香，睡不好，满眼都是肝炎病人。有时脾气上来了，我也会冲茹发火，说一些尖酸刻薄伤感情的话。但无论我如何打击他，茹总是咬紧牙关，忍着痛苦，坚持治疗。每当这时，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他那种韧劲，也许是求生的欲望使然。肝昏好转后，茹仍状况不断。有天晚上，他吃了一个苹果和几块饼干，导致胃出血，院方下了病危通知书。茹从急救室两进两出，一周后才脱离危险。由于血小板低，凝血功能差，茹的身上布满了大片紫色淤痕。人也瘦得皮包骨头，就是鼓鼓的肚子抢眼，活像一只人形的蛤蟆。受药物刺激，茹的血管破坏得厉害，每天打针好比上刑场，扎来扎去就是扎不上。加上体质弱，耐受力特别差，轻轻拍打一下，他都会叫疼。护士都怕给他打针，最后只好请老将周护士出马。茹的腹水非常顽固，药量加到最大，效果仍不明显。肚子胀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做一次腹水超滤回输。也就是先把腹水引流到专用的袋子里，然后用专用的机器把腹水中有用的蛋白等营养物质滤到另外一种专用袋子里，最后经由静脉重新输回身体。做一次回输，最多只能维持八九天，肚子又胀得滚圆了。难受的时候，茹就会翘着屁股，身子弓着，把头埋在被子里呻吟。我在一边，看着他如此痛苦，却束手无策。　　◎４月２６日：我决定把自己的肝脏捐给茹，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老采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也不行呀，住了近两个月的院，已向亲人们借了不少钱。接下来的治疗怎么办？再开口借吧，就是别人不拒绝，我自己都觉得耻辱。我想到了卖肾，反正有两个，卖一个也死不了人。但上网一查，才知道国家规定不准买卖人体器官，只能自愿捐赠。此路不通，就看看相关信息吧。当看到泉州市的地理老师李辉在社会救助下，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时，我决定冒个险。但医生告诉我，当时襄樊乃至整个鄂西北，尚未开展这种手术。眼看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真怕他哪天撑不下去了。眼看在外科主任廖晓峰引见下，我见到了毛春院长。毛院长神情威严，坐在那里像一尊神，我拘谨得不敢说话，全由廖主任代言。最后敲定手术日期，并将３０万元手术费减免为４万。　　　　回到病房，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茹。茹好激动啊，语无伦次地说：“真是好人哪，怎么就被我们碰上了呢？”４万元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省钱，我决定把自己的肝脏捐给茹，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深夜，我二姐第一个打来电话，表示反对。二姐夫也在一旁晓以厉害。今天一大早，我妈来了。她把我喊到楼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儿子的一件事。茹住院后，儿子像个皮球，这家那家轮着转。月初上了幼儿园，在他二姨家安定下来。　　孩子胆小，上课时想大便却不敢说，全拉在裤子里，一直捱到放学回家。怕二姨责怪，他自己偷偷找了一条干净裤子换上，又把脏裤子拿到水管边冲洗......　　我的视线模糊了。但是，茹现在更需要我。也只有挽救了他，才能给儿子完整的爱。想到这里，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妈妈的态度同样坚决。她说就算拼上这条老命，也要阻止此事。　　手术不得不延期进行。　　◎４月２９日：既然选择了他，他就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我在煎熬中度过了几天。　　当年我和汪茹结婚时，家人也曾极力反对。１９９５年，我调到现在这所学校，和汪茹成了同事。汪茹比我大８岁，戴着眼镜，很儒雅的味道。这正是他吸引我的地方，却让家人耿耿于怀。他们担心他过于文弱，不能成为我终生的依靠。　　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茹也亲口告诉过我，他从小患有乙肝。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嫁了。　　婚礼那天，我全无新娘子的幸福感。我的明天，真的会被乌云笼罩吗？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儿子出生了。那田园般的生活，驱散了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暗自庆幸当初的坚持。　　２００３年初，茹下课回家后经常叫累，脸色苍白。一检查，医生告诉他，肝功不正常，需要用药。拿着上千元的处方，茹左思右想，没舍得买，只在药店买了些肌苷、护肝片等低廉药品。　　这个消息给了我当头一棒，家人的担心应验了。　　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一天，我无意中看见茹的肚子胀鼓鼓的，腰好像粗了许多。我让他去住院，他说家里没钱，再等等吧。　　从次年正月初一开始，茹便不想吃饭。坚持到初九，他实在撑不住了，才答应进城看病。一去就住下了，诊断结果是：肝硬化腹水——失代偿期。　　４月份，茹的病情有所好转，便出了院。我向校长说明情况，申请由我们夫妻共同包一个班，校长同意了。从那以后，茹每天上两节课，其他课程包括备课都由我代劳。他病休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地上课。夏天每天上８节，冬天上7节课。课间休息时间，我就赶回家做点家务。　　茹生病后，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拮据。当时，我俩的工资加起来才１０００多元。除去他每月吃药和检查的花费，我不得不精打细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心力交瘁，不止一次想到了逃避，想带着孩子远走高飞。转念再一想，既然选择了他，他就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当年能固执己见，何妨再来一次？　　我来到襄樊日报社，想登报声明和家人脱离关系。这样，他们就没法阻挠我了。进去一打听，工作人员说他们不能发表这样的声明，只好作罢。　　◎５月３０日：我说你放心，我们共有一个家，理应患难与共。就在这时，医院通知我，肝源已找到。可手术费怎么解决呢？双方家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茹的病情已到晚期，进行肝移植是首选方案，而且医院已做了许多前期工作，临时取消岂不是背信弃义；如果做，他的身体能否承受？手术费上哪儿筹？后期治疗能否跟上？而且，术后生存期有长也有短......还有更尖锐的声音："花这么钱救一个对社会未必有用的人，有什么意义？"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直到手术前一刻钟，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手术很成功。茹顺利度过了危险期，恢复得也不错。　　眼下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费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欠了好几万，不知将来还要花多少。见我愁眉不展，茹一脸抱歉，说他拖累了我，说出院后他就去做生意，尽快把欠下的债还上。　　我说你放心，我们共有一个家，理应患难与共。　　◎采访手记：　　柳　函　　孟琳有着现代人不多见的率性。她坦称，找我也为了发发牢骚。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绝不会选择这种生活。完全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欢爱，只有擦不尽的辛酸泪，太苦了！”　　把孟琳的这句牢骚话记在这里，我有过一丝犹豫。之于汪茹，它确实有些残忍。身患重病已是痛苦，累及亲人也情非得已，实在怪不得他。　　然而，正是这话里的冷情，让我读出了某种厚重，或情或义。于是决定把孟琳的日记完整地呈现，这张报纸，载着它特殊的使命。　　几年来，孟琳过的是一种没有性别的生活。白天她不得不像个男人，扛起所有重担，因为男人病了；晚上，她不得不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因为男人病着。　　病魔不通人性，但它无时不在挑衅人性。孟琳经住了考验。尽管有怨有悔，但她做不出任何薄情事。　　她说，这是责任。　　为了责任，孟琳将一切付出和牺牲视为当然；也为了责任，她的情绪始终逗留在灰色地带，焦虑难安。她的担心，莫不关乎明天。比如，汪茹的后续治疗筹不到钱时，怎么办？万一他的病情出现反复甚至恶化，怎么办？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再完整，怎么办？　　虽说危机意识不可少，但其目的是激励自己提高竞争力。而孟琳的危机感好比杞人忧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让我想起了在论坛上看过的一个贴子。有个妇人不小心打破了一个鸡蛋，非常懊恼。她掰着手指头盘算起来：“丢一个鸡蛋，就少孵一只鸡；少一只鸡，就会少生多少鸡蛋哪……”如此推算下去，妇人真是悔青了肠子。于是作者如是总结：有种痛苦叫放大痛苦。　　把这话改改，送给孟琳：没有哪种责任，叫超前消费痛苦。